刑法修正案九前后对比 (一)
最佳答案法律分析：刑法修正案九主要是：一、取消9个死刑罪名。二、一些行为入刑。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
一、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成立上市公司担任董监有什么好处 (二)
最佳答案担任董监高的好处是第一：薪资待遇，第二：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一、董监高的基本义务
1、忠实义务：履行职责时必须从公司最大利益出发，不得使自己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主要规定在公司法的148条和149条】
2、勤勉义务：必须是合理地相信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并尽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地位和情况下所应有的合理注意；也就是董监高各司其职，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保证公司正常运行，利益不受损害。比如：
1）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并确保每年不少于10天时间进行现场检查。
2）董事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应当作出书面说明并向交易所报告：(1)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2)任职期内连续12个月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超过其间董事会总次数的二分之一。
3、股份锁定义务：主要包括大小非限售股份以及任职期间股份交易限制等。比如：
1）证券法：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深交所进一步规范中小板公司高管买卖股票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3）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3）其他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受让股份的股东需自上市之日起锁定三年；控股股东在定期报告公告前15日内、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以及对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筹划期间直至依法对外公告完成或终止后2个交易日内不得买卖股票；创业板最近六个月内通过增资扩股而新增加股东，需遵守一年加50%的锁定规则；普通股东需要锁定一年。
4、短线交易禁止义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
5、信息披露义务：义务责任人不以是不是高管为基准，不以是不是有过错为要求，不能以不知道或者不熟悉为免责理由，除非你已经表明异议或者进行了举报。
1）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2）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3）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4）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董监高的基本责任
1、刑事责任：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罪（刑法第158条）、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罪（刑法第159条）、欺诈发行股票或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60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9条）、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罪（新增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罪）（刑法第161条）、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增加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内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刑法第180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刑法第182条）、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2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竞业经营罪，刑法第165条）。另外，刑法修正案（七）还对证券期货的内幕交易、以及其他有关行为进行了约定。
*ST深泰：涉嫌抽逃资本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02年9月20日，*ST深泰、深圳市新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昊鹏投资有限公司三方在深圳设立深圳市中委农业投资有限公司。1亿元出资中，*ST深泰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新产业公司、昊鹏公司各以300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0%。因涉嫌抽逃中委公司的注册资金，*ST深泰前任董事长王迎于2008年4月28日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8年5月30日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行政责任：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公开认定其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行政处罚、市场禁入【3-5年；5-10年以及终身禁入】等。
3、民事责任：主要就是赔偿责任。
2002年1月15日、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归入义务、损害赔偿权；违反保密义务等；违反注意义务的民事责任：《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
第二部分：案例分析
如果董监高违反了的基本责任，就会构成违法违规行为，基本的情况主要包括：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规信披、违规买卖证券等。值得一提的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损害是永恒且头疼的问题，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发达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也会是公司的主要管理者，这一点在民营企业尤其常见。因此，很多情况下董监高的违规行为也就是大股东的违规行为，且这样的违规行为有时候对公司的伤害可能就是灭顶的。
一、内幕交易：内幕信息和内幕信息知情人；证券法第74、75以及76条的规定。
1、华芳纺织：引狼入室
2007年6月，张萍成为华芳纺织董事，任期至2010年6月，随后还成为该公司董秘。实际上，张萍还是上海金臣纺织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但这一重要事实，却被此人刻意隐瞒。
2007年2月，华芳纺织披露拟向大股东华芳集团定向增发，收购华芳夏津棉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华芳夏津纺织有限公司100％股权。6月，该议案通过了证监会审核。定向增发的利好，加上大牛市的来临，成为助推华芳纺织大涨的动力。从2007年1月开始，该股便启动了一轮大行情，从2.5元附近一直飙涨到2007年5月份的13.74元，涨幅逾5倍。实际上，在此之前，张萍便开始暗暗潜伏。从2006年底开始，上海金臣以253.04万股的持股量成为华芳纺织第一大流通股东，到2007年中期，该公司还持有117.88万股，随后便从股东榜消失的无影无踪。上海金臣精准抄底和逃顶的功夫令人叹服，而其实际控制人张萍的账户想必不会做得比这差。
2009年7月，张萍开始“急流勇退”。华芳纺织人士告诉记者，张萍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呈，表示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中国证监会23日通报，经行政调查发现，张萍作为华芳纺织的董事，参与华芳纺织2007年定向增发工作。在定向增发方案公布前，张萍通过其本人账户，同时操作上海金臣账户大量买卖华芳纺织股票，获利巨大，涉嫌构成《刑法》第180条规定的内幕交易罪。
2、ST黄海：偷鸡不成
2007年8月10日，赵建广开始通过朋友王某的账户，分次买入自己担任总经理的上市公司ST黄海的股票。随后两个月，他分次买入ST黄海共计31.92万股股票，累计成交额2860万元。赵建广本以为，借助他手头掌握的内幕信息，能在股市中狠狠地捞上一笔。在此前的2005年2月，ST黄海接受了中国化工集团重组。重组之前，中国化工集团与青岛市政府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在重组之后，青岛市政府继续支持ST黄海的改革和发展。由于ST黄海在2005财年和2006财年连续亏损，为避免在2007财年再度亏损而遭摘牌，公司于当年5月向青岛市政府求救——其中包括免除一笔青岛市财政局代为偿还的亚洲银行开发项目的1亿多元债务。
2007年7月10日，赵建广作为ST黄海的董事、总经理，参加了公司召开的免除债务的专题会议，并在其后参与了公司就该事项与青岛市财政局、国资委之间的多次沟通，还出席了青岛市政府组织的财政局、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会。赵建广认为，如果青岛市政府最终能免除公司的这笔债务，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于是，从2007年8月10日起，赵建广开始了大规模建仓ST黄海股票的过程，一直到10月11日最后一笔交易完成，共买入ST黄海股票31.92万股。11月5日，青岛市财政局发文，同意免除青岛市财政局代为偿还的1亿多元债务。
然而，想象中的“利好”并没能拉升ST黄海的股价。2007年10月，也就是赵建广最后一次购买ST黄海股票之时，上证综指也攀升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随后，在大盘大跌的背景下，ST黄海也难独善其身，3个月的时间里股价累计下跌近15%。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从2008年1月24日开始，赵建广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将账户中的ST黄海股票全部卖出，累计亏损35万元。
二、操纵市场：典型的三种形式；证券法的规定
1、中核钛白：操纵市场的教科书般案例
刘延泽和程文水是北京嘉利九龙商城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嘉利)的实际控制人，北京嘉利是中核钛白的第二大股东。2008年8月8日，北京嘉利持有的中核钛白限售股3920.8万股到期解禁，并开始上市流通。然而，时运不济的北京嘉利没有其他“小非”一样的好运气，中核钛白上市以来股价一路下跌，在其限售股解禁当天，便遭遇沪深两市股指超过4%的大跌，中核钛白的股价也随之下跌了7.38%。面对A股市场的由牛转熊，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深不见底，刘延泽和程文水决定，即使是赔钱，也要尽快把手里的股票卖掉。随着这个决定的做出，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也酝酿形成，并在第一时间开始付诸行动。
在北京嘉利以外，刘延泽和程文水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设立壳公司，包括天津联盛、西安浩拓、甘肃新秦陇和海南太昊在内的4家公司。同时，通过借营业执照办理证券账户等方式，刘延泽和程文水又将河北夏成龙公司招致麾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影子公司”。通过在上述6家公司之间大规模的资金往来，刘延泽和程文水牢牢地掌握了实际控制权，为玩起了对倒。
统计显示，9月10日至9月12日期间，天津联盛合计卖出中核钛白900万股；河北夏成龙合计卖出中核钛白870万股；西安浩拓合计买入中核钛白260万股，合计卖出1132万股；甘肃新秦陇合计买入中核钛白450余万股，合计卖出近300股。截至10月9日，甘肃新秦陇手中持有的中核钛白股票全部卖出。截至9月19日，海南太昊合计买入中核钛白583余万股，并全部卖出。
刘延泽和程文水密谋的出逃计划大致为：北京嘉利先通过大宗交易市场将所持股票转让给关联公司，然后关联机构通过大量申报、频繁撤单、约定交易等方式进行连续买卖和相互对倒，对股价实施操纵，使其维持成交价格、人为制造活跃的交易气氛，影响交易量，从而最终顺利将股票卖出。
按照《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刘延泽和程文水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对于操纵证券市场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十万元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据此，证监会对程文水开出了300万元的上限罚单，而刘延泽则被处以200万元的罚款，同时对两人做出市场禁入的处罚。据了解，这是监管部门对“小非”通过市场操纵进行违规减持开出的首张罚单。
2、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
1999年5月，广东亿安科技发展控股公司受让了深圳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26.11％的股权，进驻深锦兴。此后，深锦兴开始了资产大重组，公司此前的经营业务——进出口贸易等被悉数置换，取而代之的是网络通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名称也在1999年8月由“深锦兴”变为“亿安科技”。
从1998年8月起，亿安科技的股价从5.6元，最高上涨至2000年2月的126.31元，尤其是从1999年10月25日到2000年2月17日，短短的70个交易日中，亿安科技由26.01元几乎不停歇地上涨到了126.31元，涨幅达486%。在2月15日那天，亿安科技突破百元大关，成为自1992年沪深股票实施拆细后首只市价超过百元的股票，引起了市场的极大震动，曾被称为“股市第一股”。
2001年1月10日证监会宣布，正在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股票案。当天，亿安科技股票以42.6元跌停开盘，此后逐级下跌，最低曾达到8.52元。
3、张建雄：“深版周建明”青出于蓝
在张建雄之前，浙江人周建明是我国证券市场首例以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操纵市场案的伏法者。居于深圳的张建雄，可谓“深版周建明”了。
对比两案可以发现，张建雄虽操纵手法与周建明一致，但在操纵时间、操纵力度和获利数额上，显然比周建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建明案，系11个月内操纵15只股票，核心作案时间3个小时左右，获利176万元；张建雄案，则仅在两个交易日内操作一只股票，核心作案时间469秒，获利134万元，更加短平快，为祸更巨。
“委托的时候，我都会以稍低于揭示价的委托价去委托申报，这样自己就可以根据盘面量价的变化有时间来撤单，而不会被成交。”张建雄在询问笔录中有上述表示。
结合其所作所为，这段阐释并不难理解：
建仓——2008年7月3日11时07分22秒至32秒，张以当时ST源药的跌停价4.91元买入180万股股票。
拉抬——11时15分33秒，张以4.99元、申买档位的第3档挂单69万股，其时成交价为5.03元，尚未成交买单213万股。2分18秒后，张撤销委托申报。
11时18分10秒，张以5.1元、申买档位第4档挂单36万股，其时成交价5.13元，未成交买单225万股。4分35秒后撤销申报。
11时19分16秒，以5.14元、申买档位第3档挂单60万股，其时成交价5.17元，未成交买单270万股。3分23秒后撤单。
上述4分钟内，张不断挂出大单，给人以买单汹涌的假象，吸引其他投资者跟进，造成股价的不断上涨，而根据不断上涨的股价，张再继续挂出大单，如此往复。
然而好戏还在下午。
13时开盘后，张在13时01分50秒、13时02分50秒和13时03分48秒，先后以5.34元、5.38元和5.43元的当日涨停价挂出60万股、90万股和99万股的大单，其时该股的跟风买入者不断增多，成交量也开始放大，三笔单子挂出时的未成交买单分别为346万股、468万股和591万股，张也“根据盘面量价的变化”加快了撤单，三笔单子的驻留时间缩短为21秒、34秒和23秒。
至此，通过频繁申报和撤销，通过其他投资者的跟风买入，股价被成功地推到涨停板。
此后的表演就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了，为了做出巨量买单封死涨停的表象，张先后9次在涨停价上挂单共计798万股，当然，这9单他没有撤销，因为事实上已不可能成交。
4、汪建中案：灰色地带的抢帽子行为
2008年8月，汪建中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这个在尚不成熟的中国股市屡有发生的违法行为。随即，他又成为因“黑嘴”而涉嫌犯罪被移交司法的第一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后，汪建中的巨额财产账户被冻结。此前，证监会在处罚涉嫌操纵证券市场人员时，由于并不立即冻结其账户，罚没效果并不理想。
据悉，北京市检二分院原批准对汪建中附条件逮捕，即在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因证据等方面的原因、需要侦查机关完善取证而批准的逮捕；若经过进一步侦查无法满足起诉条件，检察机关可撤销附条件的逮捕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案至今尚未移送北京市检二分院起诉处。
在最高检、公安部于2008年3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中，对连续交易操纵、约定交易操纵、洗售交易操纵、虚假申报交易操纵等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均有对应规定，惟独没有“抢帽子交易行为”的内容。
“抢帽子”型操纵
北京首放和武汉新兰德均是具有证券投资咨询资格的机构，其发布的投资建议，往往对相关证券的市场交易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市场操纵的机会也就此显现。
根据举报线索，证监会于2008年5月对北京首放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汪建中涉嫌操纵市场行为立案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汪建中利用实际控制的本人和亲友九组证券账户和17个资金账户，在武汉、北京等多家营业部，通过网上委托的方式，在北京首放发布建议前买入推荐的证券，并在发布以后，卖出推荐的证券，通过抢先买卖的手法，先后买卖工商银行(4.89,-0.02,-0.41%)等38只股票及权证产品，累计获利1.25亿元。
根据《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这是典型的抢先交易，又称“抢帽子”类型的操纵市场手法。由于北京首放通过多家媒体对相关证券做出推荐和投资建议，同时发布咨询报告，而汪建中参与决策过程，并拥有最终决策权，因此北京首放在汪建中控制下，参与了操纵市场的行为。中国证监会于近期做出处罚规定，没收汪建中全部违法所得1.25亿，并处以相当于违法所得一倍的罚款，即1.25亿，这是目前为止我国对自然人罚款最多的一案。同时撤销北京首放的证券投资咨询资格，对汪处以终身市场禁入，并移送公安机关。
3、信息披露违规：主要包括信息披露不及时、前后矛盾、虚假陈述等情况。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刑法目录 (三)
最佳答案本文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刑法总则，详细介绍了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适用范围等核心内容，是理解刑法体系和具体规则的基础。这部分内容着重阐述了刑法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原则，为后续学习刑法分则提供了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刑法分则，深入探讨了刑法的具体条款和适用范围。该部分内容覆盖了刑法的主要罪名及其构成要件、处罚原则和特别程序等内容。通过详细解析各罪名学习者理解和掌握刑法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
附录一：主观案例题解析，提供了多道精心挑选的主观案例题，并对每道题目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案例的解析，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之间的联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附录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考点解读，详细解读了这一法律文件中的要点。通过解析其中的条款学习者理解自首和立功在法律中的地位、适用条件及其对量刑的影响，提高对法律规范的准确理解和应用能力。
附录三：《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对比及考点解读，详细比较了《刑法修正案(八)》前后的相关条文变化，并对新增、修改或删除的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对比分析，学习者可以全面了解刑法的最新发展和重点变化，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掌握刑法的最新法律规范。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邢讼法制度 (四)
最佳答案您好。
其次，从比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国家的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基本证据规则相接近，但两者的规定却有一定的差别。从继承关系上看，证据补强规则并不能推导出孤证不能定案。
1、从传承上看，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对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愿自白（即口供），不需要补强证据，直接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而对于法庭外的自白则需要进行补强。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要求无论是法庭上的自白还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补强证据。[3]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而大陆法系中并没有规定孤证不能定罪的规则，也没人认为能从证据补强规则中推导出该规则。
2、从证据补强的原因来看，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虽然证据补强规则具体规定有所差别，但是规定证据补强规则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虑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审讯人员的强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较低，所以需要其他证据给予补强，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而其他证据则不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进行特殊的补强。
3、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证据补强作不同要求的原因来看，两者的规定之所以有差别，与其庭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中, 审判制度程序复杂,定罪相对来说较为困难,庭审效率不高，但其庭审的对抗性强，被告人的防御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愿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因此在法庭上仅有供述也能定罪,没有必要再另行通过特别规则予以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庭审效率低下的问题。如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检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法官只要认定被告人自白是自愿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辩诉交易协议并作出判决，快速地解决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4]而大陆法系的庭审程序相对来说更注重于探明事实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动调查的倾向，其中立性没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个诉讼程序相对简约而有效率，控诉有力，但被告人防御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对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进行特殊的制约，以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减少冤案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别是庭审制度改革，呈从职权式转为抗辩式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针对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特殊称谓，而在其他法条中，都是同时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但实践中，该条文并不仅仅在审判阶段使用，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样运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审判起着指导侦查和审查起诉方向的作用，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必然要考虑法院能否作有罪判决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在条文上对庭审方式做出了改革，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国的庭审对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陆法系比也远不如，因此适用大陆法系的证据补强制度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导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对困难，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因素，但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
诚然，我国证据制度对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对证据真实性的追求却并非如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等条文的规定，足以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但是“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总体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为解决缺乏标准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具体的、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标准。不管是持“客观真实说”还是持“法律真实说”观点，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可以作为我国证据标准是“排他性”标准，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排他性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明确、具体。理由是:(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具有排他性) 。[10]笔者赞同此观点，“排他性”证明标准强调绝对意义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结论。
不管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是理论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均体现了我国在对待证明标准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真理）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更侧重于作为标准基本要求——实用性。
在西方国家，证明标准有“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等几种主张[11],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法系国家。除“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以外, 西方国家证明标准还有“建立内心确信”。这是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著名的证据法原则“自由心证”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内心确信, 就是刑事证明标准的正面表述。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与“建立内心确信”二者有明显的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内心确信, 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 反之亦然，一是证实主义，一是证伪主义。因此可以说, 二者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项标准的两种操作性表述。由于英美法原则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证据标准可能更具操作性, 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标准具有普遍性趋势。但不管是建立内心确信还是排除合理怀疑，都认为证据证明只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至于这种盖然性有多高，如果对这一标准进行量化，通说是在90%左右。正如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盖然性，而不会有哲学上的绝对真理的意义。”[12]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排他性”标准的要求要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内心确信标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怀疑与相对真实论紧密关联，以此表述证明标准，虽然比“客观真实”、“证据确实充分”等提法更为准确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语义与语感上，显出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一种下降。[13]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与西方国家一样, 我们也认为诉讼中认识的案件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别的，但我们主张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加严格。在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现有的证据内部必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 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在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而不能满足于仅达到90 % 的可能性。[14]换句话说，我国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是在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终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则不要求裁判者达到完全的确信,即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被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置疑,吹毛求疵。
笔者认为，从希望能减少冤案、错案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证明标准虽然有现实必要性，但当然这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那是很值得商榷的。毕竟个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并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达到全知全觉，这是客观现实，并不是你希望能达到就能达到的。当然，这更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很多案件因为达不到该标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无罪处理，而另一方面，因为证明标准的提高，而减少的冤案、错案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这一次，我们与其他制度的出发点正好相反，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选择了侧重保护人权，而西方国家侧重了打击犯罪。
根源于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标准，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些证明方法、手段因为其本身要求的相对严格性，所以这也是实践中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对证据认定事实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根源所在。
一个国家选择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是一个利益衡量、价值选择的过程，是以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可能被侵犯为代价，换取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最终保护了大多数人不受犯罪的侵害；还是宁愿放纵很多犯罪，使人们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来保护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权制度是现代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国的证据制度的选择同样也是如此。沉默权之所以能够根植于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够有序地实施，除了依赖于西方价值观念和诉讼理念支撑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诉讼制度，得以保证刑事诉讼在被告人“不开口”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效、顺利地进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之间，用的是更加严厉的证据实体（即真实性）适用规则和标准的方式。而西方国家则普遍采取使用加强证据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护人权的方式，比如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直接言词原则等等，而对证据实体认定则在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度的放宽，从而有利于定罪。这是两种不同的防止冤案发生的制度设计，都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在引进沉默权制度等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制度的同时，继续采用严格证据实体适用规则和标准。这样的话，天平将完全倾向了保护人权一边，平衡会将被打破，导致犯罪打击不力的后果，我们只能二者相权选其一。
沉默权制度体现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将人当作手段的现代民权主义刑法思想，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并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为不可保留的七项最基本人权之一。我国于1998年参加了该公约，批准该公约并付诸执行是履行国家承诺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体现我国信守承诺的国际形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使引进沉默权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相对来说，沉默权制度的合理性远超过其局限性，这也是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国的证据实务中严格把握证据事实认定关，却具有很明显的不合理性；相对更为严厉的证明标准，则有违特定人在某个时期对个别事物认识是有限的这一客观事实，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操作性差。所以，选择沉默权制度相比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我国如选择引进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沉默权制度，就要求我们不能坚持原有较为严厉的认定事实的证据制度，应该对证据制度进行一定改造。
1、降低证明标准，把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学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还是实务中严格的把握事实认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哲学意义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理想主义的证据标准。将证明标准从百分之百的确信降低到90%的高度盖然性，有利于维持因引进沉默权而被打破了的打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间的重新平衡。
2、改变审查证据主要方式，从审查与庭前书面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转变到由亲历而感受真实性上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告人口供证据价值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沉默权的态度。如果一项诉讼制度不能摆脱对口供证据的迷恋和依附，那么这个诉讼制度对于沉默权制度必然产生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事实上，接受、确立沉默权制度后，完全可以通过证据制度的设置来降低口供证据的价值及对口供证据的不恰当期待，以改变依赖口供办案的习惯做法。
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方面应当完善证人（包括警察、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1）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因特殊原因（非主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列举的方式严格加以限制，并明确规定证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应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制裁；（2）建立和完善证人及其家属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在证人出庭时的人身权利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予以保障，特别是要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不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当给予经济、行政或法律的严厉制裁；（3）明确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法院）进行管理和分配，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4、健全证据补强规则。明确补强的对象、补强范围、补强内容等。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以此为参考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的民事诉讼证据补强制度，对刑事证据补强规则可作如下规定：（1）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补强证据,而非犯罪事实,如前科、没收、追征事由等无须补强;（2）对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具备补强证据;（3）在犯罪事实中被告人与犯罪人同一的认定不需要补强证据;（4）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素,如故意、过失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5）对于非犯罪构成的事实,即犯罪阻却事由不存在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 及时收集证据能使律师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况并有效发挥辩护职能。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的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在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之下,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是诉讼当事人,鉴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实际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诉讼权利,并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有独立收集证据的权利。在美国,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被作为宪法性权利规定于《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宪法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双轨”制侦查模式下,双方分别进行侦查,都可以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由于双方侦查能力对比悬殊,辩护方的调查往往只是控诉方调查的补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调查、②预审程序中的证据开示、③申请法院调取(保全)的证据、④特定侦查行为(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在英国,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方式主要有:证据开示制度、律师的调查取证权、⑤卷宗材料的阅卷权[ 1 ]。
在大陆法系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下,侦查职能由控诉方行使,辩护方与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并不完全平等。辩护方如认为存在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能请求侦控机关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深入,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在大多数国家逐渐被修正,这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2 ] 。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得证据的主要方式有:“询问证人及鉴定人时的在场权”(第157—159、170条)、“申请证据保全的请求权”(第179条) ;在法国预审程序中,律师可以在场听取预审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辩护方可以向预审法官申请并参与司法鉴定、请求预审法官询问证人以及进行新的调查,预审法官拒绝的,辩护方可请求上诉法院起诉审查庭复议[ 3 ]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3条a规定了被指控者请求收集与其有利的证据的权利;辩护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 4 ] ,辩护人可以勘验犯罪现场、询问证人、制作私人鉴定报告、请求被追诉者的亲友行使证言拒绝权等[ 5 ] ;意大利法律规定在初期侦查期间,被调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调取证言、进行鉴定或者司法实验、组织辨认[ 6 ] , 2000年12月7 日颁布的法律还确立了辩护方侦查的规则[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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